在英国政府通过立法允许建立有限责任公司之前，半岛东方航运公司(Peninsular and Oriental Steam Navigation Company，简称P&O)就已经成立了。时至今日，它仍然享受着英国王室授予的特许运营权。当年，该公司白手起家的创始人亚瑟·安德森(Arthur Anderson)和布罗迪·威尔科克斯(Brodie Willcox)赢得了一份颇为赚钱的合同，为英国皇家邮政(Royal Mail)提供往返英国本土和东方殖民地的运输服务。
当年芳龄20的维多利亚女王很难想象，她给予诸多恩赐的这家企业，有朝一日会成为迪拜和新加坡的竞标对象，而且对业务活动的控制权可能会从伦敦市中心的帕尔摩街转移到阿拉伯半岛或者是遥远的远东地区。这似乎是世界资本市场全球化和亚洲崛起的又一例证。但这么说也不对。在P&O成立之时，印度和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所占的份额比现在大得多，而当时世界资本市场的国际化程度，在某些重要方面也比现在更高。
几百年后的经济史学家将发现，最引人注目的，可能不是中国和印度在21世纪的相对崛起，而是这两个国家在19和20世纪的相对衰落。200年前，没有人知道什么是国内生产总值，更没有人知道如何计算它。但经济史学家，尤其是安格斯·麦迪逊(Angus Maddison)等人的细致研究，给了我们一些估算的数值。当年，中国和印度几乎占全球生产总量的一半。这就是皇权、外贸以及P&O自身之所以看起来如此重要的原因。
世界现代史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或许就是18世纪晚期西欧经济开始腾飞，而中国东南沿海却没有——尽管在科技和经济的发展程度以及可获取的自然资源方面，这两个地区存在明显的相似之处。在之后的200年中，这个事实不仅改变了世界政治，而且决定了经济格局。中国和印度在全球产出中所占的份额下降了一半，而且它们在国际贸易中所占的份额下降得更多。西欧和北美的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大约10%，但两地现在的产出约占全球的40%。多数国际贸易不再沿着P&O率先开拓的路线进行，而变成了在北半球进行工业制品的相互交换。
1840年的伦敦，不仅是大英帝国的权力中心，还是金融诀窍的中心。一个城市之所以能够服务全球，得益于政府没有试图控制资本流动或监管交易，而且汇率是固定的。但做市(market making)是少数几个首发者优势恒在的行业之一。正如Ebay 的成功在21世纪再次证明：人们总是选择在商业最繁荣的地方做生意。在船舶经纪和海事保险领域，伦敦继续扮演重要角色，即便英国作为海上霸主的日子已一去不复返。
随着美国经济的发展，以及一般市场的扩张和贸易及货币集团的演化，伦敦的显赫地位受到削弱。前者使纽约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金融中心，后者则让区域中心有了用武之地。交易员通过港口进行运作：市场在港口周边发展，而在有市场的地方，有创业精神的交易员就可以买卖证券。今天的交易所，往往建在可以俯瞰19世纪伟大港口的地方，悉尼和香港的交易所就是这样。新加坡和迪拜则是其周边地区的创业和资本中心。
历史在决定经济结构中所发挥的作用，被称为“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y)。现代商业的大体轮廓，是几十年乃至几个世纪之前偶然决策的产物：如库克船长找到的锚地，或者铁路巨擘决定的交通枢纽。首席执行官们和商业领袖经常断称，世界变化如此之快，使得过去与未来毫不相关。这显示出他们严重缺乏对商业世界的了解。历史和地理对商业的重要性一如既往。只是冲击的性质发生了改变。